天命论　宣扬“天”即上帝的旨意和命令主宰人世一切的理论。“天命”一词出现较早。《尚书·汤誓》：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”《诗·商颂·玄鸟》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在殷周时期天又称为“帝”或“上帝”。殷统治者自称“受命于天”，把自己的统治假托为“上帝”的命令，称之为“天命”。周人灭殷后吸取殷亡的教训，对天命观念作了重大修正，认为“天命”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能否享有“天命”，得视君主是否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周人的“敬德保民”的主张，开启了后世儒家德治的先声。至于广泛流行的“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是指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客观必然性。强调人们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，让人们心甘情愿忍受被奴役的现状。孔子虽不是宿命论者，强调“知天命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，但又提出“畏天命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天命论的出现，是由于古人对自然、社会和自身命运的无知，幻想由超自然的神安排和支配人世间的一切。

国将兴，听于民　春秋时期史嚚关于人神关系及国家兴亡的论断。《左传》庄公三十二年，“秋七月，有神降于莘”，周惠王问内史过是何原因，内史过曰：“国之将兴，明神降之，监其德也；将亡，神又降之，观其恶也。故有得神以兴，亦有以亡。虞、夏、商、周皆有之。”内史过认为，国之兴亡皆有神监之。后，虢公闻之，欲请神赐予土地，并派“祝应、宗区、史嚚享焉”。史嚚乃曰：“虢其亡乎！吾闻之，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神，聪明正直而壹者也，依人而行。虢多凉德，其何土之能得！”（《左传·庄公三十二年》）凉德，即薄德、缺德。史嚚认为，国家能否兴旺，决定于民。神灵既明察、正直而又专一，只会依附于有德之人。像虢君如此少德，怎能得到神的赐予！春秋时期，重民轻神、以神从民，已是诸多明智思想家的共识。前此，随国季梁即曾说道：“所谓道，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”又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（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）认为只有民，才是神之主。其后，虞国宫之奇曰：“臣闻之，鬼神，非人实亲，惟德是依。”“神所冯依，将在德矣。”（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）宋国司马子鱼谏宋公“以人为祭”时亦曰：“祭祀以为人也，民，神之主也，用人，其谁飨之？”（《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）郑国名臣子产又说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）“天”亦神也，子产排斥天，依附人，同样表现了神依于民的思想。

德为国家之基　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关于立国立家的论断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，范宣子执晋国之政，要求诸侯纳币甚重，郑国患之。子产乃致信给宣子，曰：“子为晋国，四邻诸侯不闻令德，而闻重币，侨（子产名公孙侨）也惑之。侨闻君子长国家者，非无贿之患，而无令名之难。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，则诸侯贰；若吾子赖之，则晋国贰。诸侯贰，则晋国坏；晋国贰，则子之家坏。何没没也！将焉用贿？夫令名，德之舆也；德，国家之基也。有基无坏，无亦是务乎！有德则乐，乐则能久。《诗》云：‘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’有令德也夫！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）“令名”即美好的名声，它是承载德行的车子。子产认为德行是立国立家的根基，不能以重币之贿而坏了根基。反映了子产已认识到德行对立国立家的重要性。